4月的微风带来春天的气息,也带来关于春天的坏消息——沙尘暴。黄尘扑面,在新疆、内蒙古、甘肃的荒漠边缘地带,沙尘暴会再次将莽莽黄沙向前推进;在兰州、北京等一些北方的都市,人们头顶上弥漫起一片黄色的天空。

尽管对人类来说,沙尘暴是令人惊恐和厌恶的灾难,然而来自科学界的声音告诉我们,它同洪水、地震和火山喷发一样,是大自然万物消长中的一环。在地球上百万年的尺度中,沙尘暴从未停止,亦永无消歇。而当它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时,忙碌在地球表层的渺小人类就应停下手中的工作,仰望黄沙,咀嚼这个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思考。
继近年来对于沙尘暴造成的、令人战栗的灾害连篇累牍报道之后,本文试图从一个冷静的角度,面对学术界对焦点问题的种种争论,直视沙尘暴与人类的交锋。或许,为了避免愚蠢的冷漠和不切实际的热情,科学,是我们手中惟一能紧握的武器。
这是1935年4月14日,美国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天”。以这一天为代表,美国经历了一场长达十年的黑风暴(特大沙尘暴)侵袭事件。250万生态难民逃离故乡,身后留下一座座空城,几百万顷的农田被废弃。人人闻沙尘而色变,活像是寓言故事中受到上帝诅咒的人们。这次黑风暴引来的移民事件,迄今为止仍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
比起洪水。地震和火山喷发来,沙尘暴,似乎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环境中更为尖锐的难言之隐。其差别在于,后者所涉及的范围要占据地球表面43%左右的面积,且大气环流使它更具有某些疾病传播的特性,往往使生存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牵连受损,后患绵绵。
1993年,一场被称为“5·5风暴”的沙尘暴同时也激起了国内舆论界的一场风暴。当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放学的学生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一场黑风暴突然袭来,惊惶失措的孩子们被狂风卷起,有的被掷入沟渠和水井,另一些则被沙尘灌入口鼻而窒息。在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四个省(自治区)的18个地(市)和县(旗),共有85人在灾难中死亡,31人失踪在莽莽沙丘之中。这场沙尘暴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6亿元。
对于北方的城市居民来说.更切身的体会是1998年4月那个难忘的“黄风怪”:一场特强的沙尘暴自西至东席卷而来,半个中国经历了一场沙尘的洗礼,一直到达长江下游地区。在北京,沙尘和着雨水降落城市,在人们的衣裙和汽车玻璃上覆盖了一层混浊的泥雨;在南京,混浊的浮尘使白昼一片昏暗,楼群的所有窗户都亮起了灯光。从天安门广场上站岗的士兵到秦淮河上的游客,人人都在为弥漫的黄沙喃喃抱怨。
在漫长的时间里,”沙尘暴”这个词汇在中国,似乎从未像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被频繁使用。人们突然将目光投注到漫天的黄沙上:媒体写出连篇累牍的报道;实验室开辟出研究沙尘暴的第二战场;气象台开始定期向公众发布”沙尘暴预报”。沙情告急和舆论的关注已经把沙尘暴推到了最前沿。
尽管民间的声音高呼:如此肆虐的沙尘暴是中国从未经历过的,但大多数科学家却认为并非如此。半生致力于中国自然地理研究的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杨勤业告诉记者,人们似乎已忘记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经肆虐的沙尘:”其实,上世纪的50到70年代,我国北方地区曾经经历过一个沙尘天气的高发时段,在河西走廊,黄尘漫漫,对面不见人影的情景当时即存在,只是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明显减少。直到最近两三年,沙尘天气才再次呈上升趋势。“ 作为自然规律,沙尘暴不但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而且无法根治,大的气候趋势不可违背。”他说。
来自考古,卫星和监测数据的资料显示,骚扰环境的滚滚黄尘绝非当代产物,它只是随着地球上环境变迁、寒暑交替的气候变化而进退盘桓。长期从事沙区第四纪地质研究的中科院研究员董光荣就明确指出,沙尘暴由来已久,很可能在地球诞生初期就已存在。
据记载,我国西北地区从公元前3世纪到1949年间.共发生有记载的强沙尘暴?0次,平均31年发生一次。1992年从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块汉简上,详细写有一次沙尘暴的记录:某宫府派一人外出执行公务,并配备有一车一马,后该人中途归返,禀告说他在路过敦煌地区时突然遇到很强的沙尘暴,车毁马惊,本人也因此受伤.只得步行返回。
虽然古代中国对于沙尘暴的直接记载并不多见,但我们仍可从古诗文的描绘中发现它的蛛丝马迹:唐代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也许可视为一次真实的沙尘暴记录,原文写道:”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再如陈子昂的“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这些形容黄沙飞扬、疾风肆虐的场景正是沙尘暴的典型特征。
上世纪60年代,我国科学家在毛乌素沙地的茫茫沙海中发现了统万城废墟。据考证,统万城建成后仅仅500年的时间,便由于草原植被破坏,湖泊消失,河流干涸,风沙骤起,这座显赫一时的城市就被流沙无情地吞没了。
一份来自NOAA-16探测卫星的云图令人惊奇地向人们展示了火星上刮起的强大沙尘暴。这场发轫于火星南半球“赫拉盆地”的强沙尘暴在盆地一带盘桓达一个月之久,滚雪球似地不断吸纳沙尘,然后陡然变强,转头向火星北半球扫荡,整个火星表面随即被滚滚沙尘所笼罩。
就环境来讲,火星可能是最接近于地球,火星上沙尘暴的成因也有助于理解我们自身居住的星球上的沙尘暴:当强烈的阳光照射在空旷的大平原上,热气加速上升,有助于沙尘悬浮并维持比较长的时间。而当冷暖空气在高空遭遇,产生的风势便将尘沙漫卷而去。
风、沙与大气环流三者共同塑造了沙尘暴,它既非地球所独有,亦非当代所仅存。地表上的大气所推动的黄沙,磨蚀了古埃及遗有的文物,将古巴比伦与楼兰曾经的辉煌永远掩埋沙下。这是去年3月22日新华社发出的一则报道。现在,听到这样的消息人们已不会太吃惊。与此同时,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一个名叫帖木尔的青年男子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眼望天空,愁眉紧锁,担心会面临又一次的搬家——风沙一次又一次地吞没他们的房屋,将房门半埋在黄沙之下。更糟的是如何维持生计,在初春播种麦子后,往往被突如其来的一层黄土吞噬,村里的人们就再种上荞麦,如果再被盖上,就种莜麦。沙尘暴仿佛给当地的人们套上了西西弗斯的枷锁,一年忙到头,还要靠卖羊才能补上耕地的亏空。
我们是农民,不种地,闲着又能干什么呢?“村民们的眼里充满迷茫。
在城市和乡村,不同的人们同样受到沙尘暴的威胁。就在去年3月的那次沙尘暴中,我国北方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
70万平方公里受到侵袭,影响人口达1.5亿。来自林业部的一份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50年中,我国的沙尘暴已发生70余次。2002年,10个省(区,市)遭受强沙尘暴和沙尘暴袭击,18个省(区、市)遭受浮尘和扬沙天气侵袭。累计4.9亿人口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沙尘影响。学术界的一个争论焦点是:近50年与历史相比较,中国的沙尘暴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人类活动和气候规律本身究竟哪个是造成大规模沙尘暴的直接原因?
大多数从事地质和气候的学者认为,尽管大家感觉沙暴肆虐,近50年实际上处于沙尘暴的低发期!中科院研究员董光荣分析说,在冷期,风频高、风力大,加之气候干旱,植被较少.流沙面积大,是沙尘暴高发期和扩大期;而暖期,风频低。风力小,加之气候相对湿润,植被较多,流沙面积小,是沙尘暴低发期和缩小期。与历史相比较,我国近50年实际上处于暖期,即沙尘暴的低潮期。
大家环境意识提高了,所以才感到我国沙尘暴多且危害严重,这是缺乏纵向比较所造成的,当然,同媒体的大量报道也有关。”董光荣说。
这种说法遭到了另一些专家的尖锐驳斥,植物学家刘书润教授说:“由于某种气象因素,近50年与某些历史上最强的一两次相比可能弱些。但事实是.发生频次明显增加了,危害程度大了。尤其是近10年,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也是我的亲身体验和感受。 限于我国研究沙尘暴的历史现实,我怀疑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的可比性。”他补充说。
一个动听的名字——“拉尼娜”频频出现在气候学家的论述中。这个西班牙语中意为“圣女”的专用词是指赤道附近东太平洋水温反常下降的一种现象,其引起的气候变化特征恰好与赫赫有名的“厄尔尼诺”相反。尽管名字如此动听.“拉尼娜”带来的天气征兆却是飓风、暴雨和严寒,它会使影响我国的夏季风明显增强,在我国沿海登陆的台风相应增多。
“是‘拉尼娜’带来了1992年以来北方连续几年出现的大风天气,以及由风所带来的沙尘暴。”气候专家陈峪认为,”沙尘暴的形成及其规模取决于环境、气候两大因素,从环境上讲,日益严重的荒漠化问题不容忽视,但毕竟‘无风不起浪。
“生态变化、沙漠化是产生沙尘暴的重要原因,但研究近50年来沙尘暴变化趋势,从气象条件来看,沙尘暴活动主要与东亚大气环:流年际变化有关。中科院寒区早区研究所的钱正安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气象学家们说,由于近两年是“拉尼娜”的高峰期,造成我国北方强寒潮大风频繁出现,加上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东部春天气温增高,同时降水稀少,植被还未形成,且在每次大风到来之前均没有可以抑制扬沙的明显降水过程,致使解冻后大面积表层土壤干燥、疏松、因此引起多次强沙尘天气。“我是不主张因气候的变坏而造成沙尘暴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蒋高明反驳说,“沙尘暴的产生是人为的结果,是大自然对人类实施的‘警告’或‘报复’他说,”在草原上,植被所依托的土层充其量只有1米多厚,下面就是几百米厚的通体沙。很明显,这1米多厚的土层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当保护土壤的草丛遭到破坏,土层就会变松动、活化,最终变成沙尘。拉尼娜’只能带来飓风,却不会因此而扬起沙尘。”
看起来蒋高明的说法越来越得到重视。中科院院士。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说:“荒漠化的加剧是强沙尘暴灾害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由于不合理的人为活动的干扰,造成了大面积植被的破坏,沙化加剧、水土流失。土壤次生盐碱化.引起了强沙尘暴。”
当然,“拉尼娜”的叠加使情况更加糟糕,“例如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拉尼娜’不占优势时,地表覆被状况恶化引起沙尘天气加重的现象并不明显。”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治理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王涛认为.人为因素的作用已经使沙漠化的发展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20世纪59年代共发生过5次,60年代为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发生过1
4次,而90年代至2000年初已发生过20多次,并且波及的范围愈来愈广,造成的损失愈来愈重。随着土地沙漠化的大面积扩展和程度的逐渐加剧,作为沙漠化主要标志和突发事件的沙尘暴的强度也在不断加大。
并非来自沙漠? ——“民勤、金昌、阿拉善……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每天下午都能看到沙尘暴,这里不是沙漠,这是草原的春天。”
3月11日,卢彤景戴上帽子、墨镜.背起相机,全副武装地再次来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黄沙地带和他当地的老朋友们打着招呼,他们之中包括牧民,矿工.司机和能叫出名字来的骆驼们。这位退休的老工人和治沙的志愿者已经弄不清他有多少次来到这里了,这一次,在他身后的背包里装有一些做实验用的草籽,盼望有朝一日,它们能收伏当地的滚滚黄沙.给当地人干裂的嘴唇带来滋润。
大西北的晴空一碧万顷,与脚下的金色沙丘对照成鲜明壮观的画面,然而当一阵春天的温暖和风拂面而过时,卢彤景知道,一个危险的前兆袭来了。
“当风起来的时候,眼看黄黄的颜色从西北方向过来,沙尘暴就顺着风来了。大沙尘暴有旋风,跟小飓风一样,你得赶紧迎着风趴下。护住头、抓好背包。风沙会把你的鼻子灌满,但迎着风被沙子埋住你还可以透气。沙子不是把你身上盖满了吗?你活动活动,把沙子晃下来不要动。呼吸困难时你必须张嘴,要注意嘴里沙子可能也会灌满,而且这时候,慢慢地会感觉有点头昏耳呜脑袋大。”
卢彤景描述了1 985年第一次遭遇沙尘暴时的狼狈情形,那一次他被困在汽车里,眼看着狂风卷起黄沙掠窗而过,从下午2点钟一直吹到第二天早上9点多.能见度只有两三米。在汽车里坐久了,他的脑袋,胳膊和腿全部僵直,不得不由装卸工从车上抬下来,往沙漠里一扔,身上的关节咔咔地响了两下,心想这下完了。
不过从那以后他倒是开始了对沙尘暴的关注,退休后成了一名治沙的志愿者。他用了7年的时间在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荒漠里留下脚印进行拍摄和宣传,并时常抱怨着没有一架防沙的照相机一他的照相机总是被沙粒卡住。从这架沾着细沙的相机中取出的胶卷,显影出那些沙尘暴最前沿的震撼人心的场景:漫天沙暴中艰难行走的孩子、灌满沙子的水并.沙进人退的无人村庄,以及被风沙打磨得洁白光滑的骆驼遗骸。
几十年来像是一场大梦,卢彤景依稀回忆起当他年轻时来到内蒙古时,眼里那片满目葱茏的草原,青草味扑鼻,山上有黄羊狐狸。高高的草丛中,现出骆驼脊背上丰满的双峰。
卢彤景坚信,我们身边的沙尘暴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来自沙漠,而恰恰是来自急剧退化中的草原:“现在草原一年比一年糟糕,脚下的土只有薄薄一层,踩下去,就是沙子,沙化无可救药。”
挖发菜,窆甘草和饲养山羊被卢彤景归结为草原的三大“杀手”,其中的罪魁祸首是山羊。“1981年以前,草原没有山羊,”卢彤景说,”但到1985年,羊绒衫厂的建立使山羊开始成倍繁殖,养山羊带来最大的问题——山羊不但吃萆,而且吃草根!从1
990年到如今的十年之间,恰恰是草原恶化最严重的十年。”山羊的大量饲养使草地迅速退化。
超载放牧导致草原严重失衡。骆驼的主食马莲草濒临灭绝,一种被牧民称为“毒草”的植物取代马莲草在草原上生长。
“人们就非得穿羊毛衫吗?”卢彤景反问。
卢彤景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科学家的支持:”人们总是认为沙尘物质主要来源于天然戈壁和沙漠,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所所长鞠洪波说,”2000年4月6日,当北京刮起强沙尘时,我正在腾格里沙漠,当时那里并无沙尘肆虐,恰恰是晴空万里。”
鞠洪波说,从4月初到5月8日,他们从甘肃到内蒙古,中间穿过了几个沙漠,发现真正能产生扬尘的是一些干旱农田和退化牧场。在内蒙古的四王子旗和武川县,他们看到,由于过度垦植,地面上很薄的土壤都被风刮起,剩下的则是难以耕种的沙地。后来,从美国NOAA—1
4卫星图的资料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沙尘从内蒙古一些沙漠周边的退化草场和旱地刮起,途经河北到达京津。
鞠所长的发现从中科院地理所所长刘纪远那里获得了证据。该所对北京沙尘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有80%以上的样本属壤质和沙质土壤。化学成分表明,这些浮尘来自位于内蒙古和河北的面积大约257平方公里的退化草场和撂荒耕地。
这一事实使他们认为,大粒沙粒被风力搬运距离不会太远,而细沙可搬运上千公里。通过样品的化学分析,他们又发现一些北京地区含量较少的物质,也证明沙尘来自外省市。
专家说,多年来我国对沙化土地既有治理,也有破坏,总体上破坏大于治理。研究表明,我国的沙化土地面积上世纪50-60年代平均每年扩展1
560平方公里,90年代每年扩展达2460平方公里这一状况为沙尘天气频发提供了物质来源。
但肆虐京津的沙尘暴究竟来自何方仍然存在争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韩同林向记者表示,京津地区的沙尘暴主要是尘暴,而那些干涸湖泊是尘暴的主要发源地。“从地质学上来看,这个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他说,”也许,从当地来看,沙化是主要司题,但从京津地区的角度来看,干湖则是主要问题,沙地相对并不那么重要。”
“2002年8月,我们在浑善达克沙地的调查发现,这里在治理京津地区真正的尘暴源方面投入极少。真正难以治理的倒是干湖。干湖是京津沙尘暴治理的关键和难点,至于退化的草地,只要禁牧,一两年内生态就可以逐渐恢复。”
寒区旱区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王涛还指出,除退化了的草原引起的沙尘暴外,北京的沙尘还来自建设时期临时性的植被破坏和大量的建筑弃土。
“这是世界上每个迅速崛起的新城市在大规模建设阶段在所难免的,但现在,到了该引起注意的时候了。”
“植树、种萆,增加植被是降低沙尘暴发生率、减少沙尘暴危害的最佳途径,建立三北防护林,提高西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当然是最佳选择。”国家林业局的一位官员这样告诉记者:”现在,沙尘暴及荒漠化所造成的损失一年就是540亿元,如果有这一半的钱,持续干上15年,我们的损失就会大幅减少。”他说。
一位名叫远山正瑛的日本治沙专家从1989年开始就来到中国,与他同时到来的还有背囊中的树种和花籽。从那以后的每年春天,一批批日本志愿者都会在他的号召下到中国的内蒙古和其他地区栽种树木。“我们同样心痛自然。”他们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时说。
然而栽树真的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效吗?关于如何治理沙尘暴,以及该把手中有限的资金投向何方,可能是关于沙尘暴的争议当中最关键、最激烈也是最众说纷纭的部分。
“盲目种树会给沙尘暴帮忙。”防止荒漠化问题专家马文元教授说,”为了治理沙尘暴而植树,但又不讲科学植树的方法,这样反而会种出,更多的沙尘暴!年年种树不见林啊。”
我国著名学者黄秉维早就对此提出了质疑,在荒漠地带,蒸腾作用使每一棵树都相当于一架抽水机。在西部干旱地区,如果树活不了,挖开的土水分更容易散失,土地更容易荒漠化。大风一来,反给沙尘暴帮了忙。
“我认为防沙治沙首先应从种萆开始。”农业部草原处的王晓斌处长说,“既然我国沙尘暴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北方草地遭到破坏,那么避免过度开垦和草地的牲畜‘超载’,就是当务之急。萆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西北广大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条件更适于种抗旱性牧草。”
来自水利部的呼声则推荐干旱地区最适宜种植的沙棘,”在我们的有关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只强调植树种草,而不强调水资源工程建设,“他们抱怨说,”西北地区荒漠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地下水遭过度开采。而耐旱耐贫瘠的沙棘,生长迅速,是最宜荒漠地区生长的植物。另外,仅仅是种植还不够,其他诸如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控制人口增长和保护地下水,都是防止沙尘暴的根本途径。”
“一些环保主义者把草原破坏的罪责加诸当地老百姓对资源的破坏上,但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也是为了生存。”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马建明先生说,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很多地区乱砍滥伐、非法建设用地等都与该地区人口数量增长过快有关。有的地方人口过多,为了生存不得不恶性开发生态资源。
“所以,控制人口数量是所有一切的根本。”他说。
“沙尘暴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国家环保总局自然保护司庄国泰副司长给出了一个似乎是最终的答案,”重要的是国家应加强政策性调节和调控,对整个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向沙漠进军,当时的国人豪情满怀,挥动铁锹做出了人类征服沙漠的壮举。然而,50年过去了,除了少数以高昂的代价治理成功的样板外,似乎沙漠的力量远比人类想象的强大。”中科院植物所的蒋高明说。
一个现在普遍被用于天然草场恢复的方法是“围封转移”或”转移发展”。在内蒙古、甘肃和宁夏的一些地区,当地原本的农牧民舍弃了蒙古包和土坯房,迁入了新居。”然而这种大规模的生态移民真的是惟一的办法吗?”蒋高明说,“人们要迁离故土,永远离开家园,这种要花费高昂代价的办法只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迄今为止,所有的监测系统都还不能准确地预报沙尘暴究竟会在哪一瞬间突然来袭。它是如此不可捉摸,当人们被狂风卷起,家园淹没在黄沙之中时,大自然似乎毫无怜悯之情。“只有当人类学会尊重大自然,才会获得大自然的尊重。”卢彤景说。
为了恢复原生植被,去年开始国家在业已干涸的黑河实行了强制放水,”今年一下雨,原本干涸的土地全都冒出了青草。草原就是这样,一旦有了水,它的自我恢复能力是很强的。”额济纳的居民这样说,或许,任何再造工程都不能代替自然本身的力量,只有在尊重自然界意愿的方向上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还自然以自然这是一些环保主义者提出的新口号。人类虽然并不具有决定沙尘暴来去的力量,但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景象在业已荒漠化的土地上重新出现之时,对人类来说,也就已经拥有了一个最美满的结局。